刘怀萱是目前大陆上公认录製古典音乐的最佳录音师,他1941年生于贵州贵阳,历经许多波折,终于养成其录製古典音乐的扎实基础。由于技术成熟,因此许多外来录音都指名要他担纲。今年五月他应宝丽金唱片公司之邀到香港荃湾大会堂录製现场音乐,由此可见其实力之一斑。刘怀萱为人谦冲有礼,不摆架子,很容易就让人交上朋友。以古典音乐的录音技术而言,大陆目前无疑是领先台湾,我除了在录音时与他共事之外,还到他的住所作了专访,末了还让他破费请吃了一顿北京有名的「全聚德」烤鸭,这次的访问与烤鸭的味道一样令人回味。
问:您是个录音师,想请您谈谈您的音乐背景。
答:我的老家在贵阳,从小我就喜欢音乐,那时与我们家同住的院子裡有一个盲人,他会弹风琴、吹口琴、吹笛子、拉二胡等,那时我才小学,对他非常的崇拜,我觉得他吹得特别的好,就与他交了朋友,请他教我。由于当时很穷,买不起二胡,我们就自己作,砍了竹子,将它烤乾,然后蒙上蛇皮,没有蛇皮就用羊皮。笛子也是自己作。我的母亲也喜欢我学音乐,但是他坚决反对我吹笛子,老人家嘛!认为会伤害身体;于是我就专学二胡,也拉了一些曲子,如刘天华病中吟、光明行等。1958年时,大陆搞大跃进,我那时到农村去,捡矿炼铁,在农村我们就组了一些宣传队,由于没有乐器,因此我就回去向母亲要钱买二胡。由于我们家相当穷,当时二胡一把十八元,而我祇有十元,这是我把母亲每天给我吃早点的五分钱长期存下来的。后来我母亲就想办法再给我凑了八元,才买到那把胡琴。你看,那把胡琴现在还挂在牆上作纪念。大炼钢结束后我回到贵阳,参加了贵阳市中学歌舞团。刚参加没多久,中央音乐院到贵阳招附中生(1960年),当时报考的人很多。我就带了这把二胡去考试拉了病中吟、光明行,结果就录取了。当时祇录取了三个人,都是我们贵阳六中的学生。到了学校后改学古筝。1963年附中毕业,被留下来代课一年。1964年底中国唱片公司需要音乐编辑,就把我调到中唱去了。在唱片公司当了一年的戏曲编辑,由于我对录音非常有兴趣,后来我就跟领导说要学录音,从此就跟着一些老技术人员学习,就这样慢慢磨练起来。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
问:文化大革命时期您是继续在录音吗?
答:是的,由于文宣是必须的,因此在十年动乱中我们还一直在工作着。虽然我自己在其中也受到了冲击,但是我一直紧抓着业务。那时我自己编唱片、组织录音,当时也作了很多工作。到了1969年,五七干校成立,许多人被下放,那时我也自愿去了。在五七干校中(也就是政治学校)不准看自己原来业务有关的书。那时我就带了样板戏的谱子去看,这种谱子在当时带到那儿去看都可以。我在那裡拖垃圾、或整夜值班抽水灌田时就把谱子拿出来研究。在五七干二年半中,我一直坚持没把音乐或录音放掉。由于全是体力劳动,非常艰苦,有好几次都差点丧命。二年半中,我也写了很多诗,这也算是精神安慰吧!1971年十月我与太太调回北京,当时实在高兴得难以形容。回来后我觉得新的希望来了,竟然连抽得极凶的烟都戒了,整个人都换了一个样儿。
问:到五七干校不是终生都难回来了吗?是什麽机运让您二年半就回来了呢?
答: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政治气氛有了变化,如九一三林彪事件。当时文革还没结束,我们被允许回到原单位。此时江清的样板戏正如火如荼,我就被派去录「红色娘子军」的电影,在那裡录了半年多才完成。后来又把我调到「全国词曲採录小组」,那是把全国的老艺人将要失传的一些词曲弹唱保留下来,我就是作这种录音工作。
问:文革结束以后呢?
答:后来中美建交,与日本的关係也改善了,当时我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出国演出的先期录音,也就是说像中央交响乐团以及中央民族乐团等要出国表演前,都先在国内录下唱片,不过那时都还是单声道的。在这个阶段中我大概工作了三到四年,这个阶段的工作对我整个技术的成熟而言非常重要。到了1976年打倒四人帮,而在1975年我们就开始作立体声研究,这时是广播电视部在研究,而不是唱片公司,他们就把我调进这个立体声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大概有十来个人,我与另一个老同志搞录音导演,还有一个搞戏曲,其馀都是搞技术设备的。在1976年10月我们第一次去西德、法国考察立体录音,这个考察对大陆的立体声技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回来后我就继续研究立体录音,就这样一直到现在。
问:在立体声录音这个阶段,您是否有比较得意的作品呢?
答:有的,1979年录了两张唱片「二泉映月」、「将军令」,由日本Toshiba/EMI出版。这二张唱片录音效果香港「音响技术」给予特别推荐,但是我并不特别满意,不过它们总结了我初期立体声研究的成果。
问:我记得国乐版的「展览会之画」也是您录的。
答:对,这是我另一个时期的作品,我记得是在1984年录的,录音地点是在北京的广播剧场,这个剧场的声学条件并不好,但是因为舞台大,我可以将乐团摆开点,有利于我的录音,因此我选择了这个地方。
问:您说「展览会之画」与「二泉映月」、「将军令」是不同阶段的作品,基本上它们之间有什麽不同呢?
答:在整个风格、艺术性上都不同。「二泉映月」时期比较盲动,一切都尚未完全明朗;而「展览会之画」时由于技术上的成熟,因此一切都主动多了,例如为了录音,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构思录音的一切细节,包括研究改编的总谱,麦克风的特性以及整个录音效果所想要表现的风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