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友老苏捎来了一张很别致的小提琴演奏专辑。

　　说它别致，是专辑承载的内容。这些小提琴乐曲全是从那个文化被革命的特殊年代里挑选出的音乐作品改编而成，而且专辑上书——“献给最可爱的知青”。我也是当时“知青”的一员，在被献之列，因此该认真听听。

　　单从曲名看，历史的烙印明显，它们都是些歌颂领袖、为“革命运动”造势的作品，以及历史上留下的“革命老歌”等。但是，这些乐曲听来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首先是它们的旋律能勾起我们的回忆，而且这些旋律大多很流畅很优美，用最善于抒情的小提琴来演奏，即使在阴郁的气候里，也能给人增添一种清新感和愉悦感。

　　 “走大寨之路”、“我们是学大寨的青年突击队”、“支农路上一路歌”、“送肥忙”、“虎头山上抗旱歌”应列入励志歌曲改编的小提琴齐奏曲。这些乐曲虽然在韵律与节奏上保留了“革命歌曲”高亢激昂的风格，但它们的曲调却能在明快中蕴含悠扬，在套式般的颂扬乐句中透出一种超脱尘世，乐观向上的情绪。当小提琴群奏的音流荡漾在四周时，听者可以沉浸在这优美的旋律和琴声之中，那些曲名、歌词反倒成了附加的东西。

　　“井冈山上太阳红”、“心中的太阳红又红”、“满怀深情望北京”等这类颂歌，是当时演播频率最高的作品。现在听这些作品改编成小提琴乐曲，不仅音乐的旋律很抒情，它们的色彩也很绚烂瑰丽。如“满怀深情望北京”领奏小提琴的漂亮华彩段，加上后面小提琴的齐奏与变奏，充分发挥了小提琴优美的音色与歌唱性，给人一种质朴的崇高的美感。而这种美的抒情不单单是奉献给某一个人，应该具有人性中所共有的美学意义。

　　“沂蒙山之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四季调”等，则更传承了中国民歌中的艺术精华，在编配中更广泛使用了小提琴音乐的艺术手法，无论领奏、齐奏、合奏，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尤其是“山丹丹”曲末一段，小提琴的和声群奏，斑斓辉煌的音响，犹如在聆听者眼前展开了一片山花烂漫的原野，让人感心动耳。

　　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后辈，即使不属于“被献给”之列，但因为这些旋律优美，我相信这款专辑也会具有吸引力。这就是艺术的力量。一提起“文革”，有人总认为那是一段文化艺术上的荒漠期。其实，以“八个样板戏”画地为牢，在实际的文化精神生活中不可能延续多久。就以这款小提琴曲辑为例，上面的乐曲不但越出了“样板”，而且也不都是“文革”时期的出产。在“文革”时期、尤其是后期，有不少作品被解禁。用这样的内容题材出版的音乐其实并不都是“贫瘠”的艺术产品。这款小提琴曲作品选，实际上是“文革”时期被允许出版的作品选。再经过当今艺术家的改编加工，它的艺术含量也更高了，“可听性”也更强了。
　　
　　我赞同人民音乐出版社金兆钧关于“文革艺术”的一些观点，这位乐评人谈到：艺术骗不了人，即使最“左”的时候，《创业》的音乐还是好听的。王酩的创作是从“文革”开始的；施光南也是在那个年代写出“打起手鼓唱起歌”；傅庚辰在那时候写出“闪闪的红星”。那时候的艺术家（当然不包括趋炎奉势的文痞）有个共同点，就是在心底里并不吃极左那一套，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纯艺术的东西往作品里塞。即使是“革命题材”也照样可以玩很艺术的东西。一代人都会有他们这一代人的音乐、美术、文学，有这些东西作为他们这一代人的代表，你可以否认任何人，但你不可以否认一个民族，否认每一代人的生活状态，哪怕这代人当时活得比较糟糕。任何时候，人性的东西跟艺术是密不可分的，也应该得到普遍尊重。

　　没有音乐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记得，当时我们这些寒碜的爱乐辈，大家聚在一起，用电子管功放和密纹胶木唱片来欣赏这些音乐时，确实在心灵上得到温暖，进而产生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艺术产品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具有各自的特性，不是简单的同比关系。今天的物质生活与创作条件比那个“贫瘠时期”不知好了多少倍，虽然艺术创作已比往昔活跃得多，为什么仍然会冒出大堆大堆苍白无味的作品？

　　这张专辑的演录者多是四川交响乐团和四川音乐学院的中青年高手。他们之中，年轻一点的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才出生，年龄最大的也是在60年代出生，都没有经历和体验过“文革”，但他们演绎的这些“文革”作品，情感是那样丰腴，色彩是那样鲜润。这又说明了艺术的共性。

　　专辑标注“小提琴齐奏”，其实，里面也有好些乐曲实际上是分了声部，而且还有较丰富的和声效果，所以确切说这是一款小提琴齐奏、合奏曲集。感谢天艺公司的策划制作人苏立华先生，为我们奉献了这份很有价值的有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