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有意义的是，贝多芬的第一部交响曲都是他自身的小型戏剧，有他自己的哲学信息，有时也有政治的层面。以第五交响曲为例，贝多芬把当时的法国大革命推向前台，通过使用那时的主题、进行曲、甚至于诗歌，作为他的音乐的内容。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第一乐章中他引用了法国诗人卡罗赛尼的诗句： “抬着英雄的棺木，我们所有的人将手中拿着武器去为共和国而献身，去为人类的权利而献身。”诗句的美好节奏，与整个交响曲的主题非常吻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革命与浪漫交响乐队是接着巴黎音乐学院乐队的模式形成的。该乐队成员是巴黎音乐学院的教授们和有荣誉地位的音乐家们，巴黎音乐学院乐队由赫伯耐克于1828年建立。

这个乐队已获得了几方面的成就：他们把贝多芬据为已有，演奏贝多芬交响曲的准备工作无可挑剔，远非贝多芬在他有生之年所能见到的。该乐队第一次采用同样弓法，而且对乐曲的演奏准确到令人不习惯的程度。乐队按着典型法国方式，抓着命运的脖子，告诉音乐世界音乐的未来。这个演奏对于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以及无数听到这些演出的音乐家们的冲击是极大的。其目的显然就是要表达贝多芬的革命的浪漫精神，正是为表达贝多芬的革命和浪漫的性质，1989年诞生了我们的乐队(虽然当时还没有公开叫这个名字)，录制了贝多芬的《庄严的弥撒》，作品123号。

我认为没有什么能比指挥这九部贝多芬交响曲对一个人的整个指挥成就更为重要，更为核心。要接受和掌握这些音乐．对任何一个指挥家都是有吸引力的挑战。在和一群非常投入的音乐家进行录制时，为了这个音乐。他们置生死于度外，作为集体和个人，他们做到一切必须做的，以求准确地掌握贝多芬的音乐。这好像是一次探险旅行，参加者感到非常荣幸，没有什么能削弱这种兴奋感，没有什么能减弱面对贝多芬的恐惧和敬畏，而你所面对的是那样一个没有人能降服的人物和他那了不起的创造，以及他大量注入在技巧方面和音乐方面的许多困难。对我来说，这是重要和颇具讽刺性的，正是研究贝多芬的著名专家奥托科兰坡尔多年以前曾经说过：我告诉你，没有什么比指挥演奏贝多芬交响曲更困难了，因为自从他写了这些乐谱以后，乐器就改革了，而且什么都变“大”了。贝多芬绝不应该现代化。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