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四首歌》是一部不朽的杰作。但它绝不是理查·施特劳斯为声乐家卖弄精湛技艺而作的。我不是音乐理论家，仅仅是个歌手，我只对作曲家呈现在我眼前的事物做出反应——音乐的织体和其中的诗歌，还有乐队的声响，所以我的演唱总是本能的行为。毫无故作审慎的深思熟虑，完全是一种本能。

    在我看来《最后四首歌》已经不仅仅是歌曲了。它们是交响音诗，只不过在配器中多加了一样乐器——人声。音域也由此降到了中部，对一个女高音来说这样的音域可真低啊！我不知道在音乐会曲目文献中是否还存在其它乐曲，要求人声既要尽可能地富有表现力，又要像乐器般运用自如。要唱好它你得自始至终地控制好气息和声音。你的乐器，也就是你的歌声，必须能够表达出与歌词相适应的色彩氛围，这是乐队中其它乐器无法承担的责任。

    毋庸置疑，这是一部在技术上每小节都充满挑战的高难度的乐曲；他对任何歌唱家都难，也许对那些比我更具发言权的歌唱家更难。甚至是我和许多人都崇敬的科尔斯滕·弗拉格施塔特（Kirsten Flagstad）（亡夫瓦尔特·里格（Walter Legge）形容她的歌声为“璀璨的朝阳”）也觉得这首曲子难度颇高，她不得不降低第一首歌的曲调。

    《最后四首歌》于1950年5月22日首演于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由弗拉格施塔特担纲独唱，威廉·富特文革勒（Wilhelm Furtwangler）指挥爱乐乐团伴奏。甚至连瓦尔特·里格都不曾告诉过我这一伟大的盛举：但假如我得知人们正在拿我和芙拉格施塔特作比较我也许永远都不敢唱了。没有告诉我首演之事，我也就唱了这首曲子，对此我如今倍感欣慰。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歌者和指挥的任务是不尽相同的：施特劳斯使用一个庞大的乐队，所以指挥也就必须了解施特劳斯对音响的要求，此外他还得知道如何根据独唱的歌声调整乐队。就我的声音而言指挥需要能将乐队音响调校得清澈透明。施特劳斯的音乐与歌词配合得天衣无缝，故而歌唱家也应尽可能地忠实于音乐，对歌词亦是如此。

    我那样说并不意味着就要把歌词像舞台上的演员那样朗诵出来。换言之，歌者应当探寻到每种特殊情感的色彩，然后将其内容精确传达，不能有错误的可察觉的技术处理。歌声所传达的一定得是情感蕴含的意义，而决非像真实主义歌剧那样仅仅表达情感本身。在《最后四首歌》中歌唱家也应当表达一种脆弱——并非指歌声的脆弱，而是声音必须暗示死亡的临近，暗示原诗中所表达的消亡。它们将最终使你联想到死亡和诀别。当你演唱艺术歌曲时诗歌固然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它并非总是最重要的。在这部作品中作曲家从一位诗人赫瑟（Hesse）转向另一位艾欣朵夫（Eichendorff）。最关键的考量因素是作曲家如何对待诗本，而最终还是在于乐队和声乐的色彩。

    我的理解是如果音乐配上了歌词，那么音乐将凌驾于歌词之上。你或许有数以百计的方法去寻找你所遵循的最终结果，但那并不包括诠释作品；这需要数年的辛勤耕耘。我从未分开地独立演唱过这些歌曲。它们以施特劳斯日后所定的顺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任何其它什么方式处理乐曲都是对作曲家初衷的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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