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为韦伯创作大提琴协奏曲


  格拉斯其人
  
  假如我们把作曲家菲利浦·格拉斯(Philip Glass)与大提琴家朱利安·洛依德·韦伯(Julian Lloyd Webber)扯到一起,定会让人疑惑。格拉斯是美国当代简约派的鼻祖,著名极微主义作曲家;而韦伯则是英国情感派大提琴家,没完没了的情绪宣泄是他征服听众的杀手锏。然而正是这位崇尚极简的格拉斯为五十岁的韦伯创作了一部大提琴协奏曲。

  作为当代作曲家,格拉斯创作的涉及面非常广泛,2004 年应雅典奥运会文化活动会的邀请,格拉斯完成了一部名为《猎户座》的音乐作品,由他那些忠实门徒组成的格拉斯合奏团(Philip Glass Ensemble)在伦敦首演。并在奥运会文化活动中表演。这是一部长达九十分钟涉及世界多元文化的乐曲,为了体现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理念,格拉斯特邀了六位代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家参加演出,其中包括印度西塔尔琴演奏家拉维·香卡(Ravi Shankar)、中国琵琶演奏家吴蛮(Wu Man)和冈比亚科拉琴演奏家弗德·穆萨·苏索(Foday Musa Suso)等。长期以来,格拉斯的音乐以其在微小的音乐元素之中不断重复的表现手法,展现音乐固有的本质因而被称为极微主义(Minimalism),他的音乐犹如流水般永动而没有变化。其作品大多繁复而冗长。与传统的音乐体裁截然相左。他那部引人注目的歌剧《海滩上的爱因斯坦》竟长达五个小时,没有序曲和陈述更没有终曲。没有歌剧必有的唱调,更没有剧情,甚至连幕布也不落下,人们可以在剧场内随意走动,任凭听众自己感悟。他的“Strung Out”中的小提琴必须经放大器处理。这些表现手法新奇而大胆,听他的音乐没有情绪的激荡,只有无际的幂思。
  
  格拉斯曾为歌剧院写过舞曲和歌剧、也写过弦乐四重奏、几部协奏曲和六部交响曲。他还将他的第七交响曲题献给了即将满七十的美国著名指挥家伦纳德·斯拉特金(Leonard Slatkin)。此外他还写过大量的电影配乐。现在他又加入到为朱利安·韦伯题献作品的那些受人尊敬的作曲家行列之中:如华金·罗德里戈和马尔科姆·阿诺尔德等。
  
  协奏曲的诞生
  
  洛依德·朱利安·韦伯是在保罗·斯克拉德尔的影片《Mishima》配乐中第一次听到格拉斯的音乐的。其中的弦乐部分给韦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朱利安就认为格拉斯能够为大提琴写一部前所未有的版本。现在看来朱利安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的首次接触是在1999年,朱利安在伦敦皇家节庆大厅参加菲利浦的音乐演出,在后台,两位音乐家走到了一起,朱利安向格拉斯提出了为自己写一部大提琴曲的请求。格拉斯当时答应了下来,他认为他有能力和时间完成这部协奏曲。但真正开始下笔是在两年之后,不过事情发展得惊人地快,六个星期之后,也就是2001年10月朱利安·韦伯就在第四届北京音乐节上与余隆指挥的中国爱乐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起这部为自己而作的大提琴协奏曲了。韦伯后来回忆说,举办方的广告赞助商恰好是一位美国人,他问朱利安能否来北京演出,并希望曲目能够是世界首演作品。于是格拉斯的这部大提琴协奏曲首场公开演出就定在了北京。
  
  遗憾的是当时正值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人的旅行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格拉斯本人因而未能出席首演式和朱利安·韦伯的生日音乐会。“我的家人不希望我出门,不然的话我会在现场帮助朱利安。” 格拉斯后来说。他认为朱利安的演奏过于拘谨,主要的问题出现在整体平衡和独奏部分的动态上。虽然整体看来不错,但未能把握住重心。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又多次对这部协奏曲进行过建设性的修改。几年后,朱利安有机会在新西兰再次演奏了这部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演奏每部作品对我来说都是挑战,但是演奏这部作品却是我从未遭遇到的特别挑战。这也是我自演奏卡文·布莱亚斯的《告别哲学》(Gavin Bryars :A Farewell to Philosophy)以来所遇到的最大挑战。” 朱利安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曲中恒定的节拍感,例如第二乐章,朱利安认为它的节律非常动人,但基本节拍显得有些机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15分钟,你得小心翼翼地踩着节拍以免掉拍。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但作为一位情绪化演奏家,体力与精神的过于专注让乐曲听起来显得有些神经质。

  然而格拉斯认为这正是他感受音乐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他不会写出人们无法演奏的作品,他与他的合奏团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演奏的。因此他知道这是部能够演奏的作品。它需要的是就是自然的毅力和全神贯注的演奏。这样你就不会走调。对于朱利安·韦伯,格拉斯认为“他年壮,象公牛般强壮,是个最合适不过的家伙,假如他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忘掉它吧。当你写出一部协奏曲,你就得去找一位合作者,一位演奏家,他会与你共同展现乐曲的真貌。我不会拉大提琴,因此叙述乐曲的大量工作只能由朱利安来为我完成。”
  
  协奏曲CD的发行
  
  如今,韦伯演奏的这部协奏曲CD已经以格拉斯的个人标牌“Orange Mountain Music”出版发行,唱片还配录了格拉斯创作的另一部协奏曲“双定音鼓与乐队的幻想曲”,定音鼓手由埃维林·格赖尼(Evelyn Glennie)和约拉萨·哈斯(Jonathan Haas)担任,乐队则是杰拉德·舒瓦茨(Gerard Schwarz)指挥的皇家利物浦爱乐。对格拉斯来说,“Orange Mountain Music”已成为他为PHILIPS厂牌下的另一标牌“Point Music”录音的延续。这个标牌是他与“PHILIPS古典”唱片公司十年前合作设立的,而朱利安·韦伯多年来又是“PHILIPS古典”旗下的专属艺术家。他演奏的卡文·布莱亚斯的《告别哲学》也是以这个标牌发行的。
  
  应当说格拉斯当时组建新品牌的计划具有相当大的风险,那时古典录音工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衰退,面对重重困难,面对胃口剧减的录音公司,格拉斯确信推出体现当代音乐的新标牌很有必要。他并不认为是现代音乐削弱了人们购买CD的热情。一些“Point Music” 的音乐销售仍然不错,如他的《Low Symphony》和《Heroes Symphony》(新近由PHILIPS古典合为一辑出版)以及前面提到的卡文·布莱亚斯的《告别哲学》。不过他承认他最为喜爱的作品销售并不理想。这样一来PHILIPS要么继续与他合作,要么放弃。最终PHILIPS选择了后者。对此格拉斯感到非常失望。他对自己说:“看来我得独自创立一个新的厂牌了。”这就是后来的“Orange Mountain Music”。

  迄今为止,“Orange Mountain Music”业已发行了格拉斯自1979年在纽约实验艺术中心“Kitchen”的很多录音,还有他创作的“Tirol Concertro for Piano and Ochestra”,这是他与丹尼斯·罗塞尔(Dennis Russell)和斯图加特室内乐团合作的作品。此外格拉斯在美国“Nonesuch”录音公司还录制过大量唱片。他对“Nonesuch”的录音非常满意,在他看来“Nonesuch”是一家相当不错的公司,唯一遗憾的是他们每年只录制一部格拉斯的作品。“Nonesuch”有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那就是不想破费太多。如果加大数量,他们希望格拉斯也要分担销售份额。看来他们不想承担太大的销售风险。但对格拉斯来说却不是这样。他一年可以制作三到四部的录音。他想通过大量的版本发行来扩展他的音乐影响力。
  
  格拉斯与利物浦皇家爱乐的合作,证明他的“Orange Mountain Music”有能力与交响乐团合作录制大型管弦乐作品,不仅如此,在林茨录制歌剧“Voyage”也同样展示了他们这方面的实力。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格拉斯采用利益共享的办法来分散风险。他让乐团成为录制方的参与者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雇佣者。当有了市场利润之后才能支付报酬。“假如交响乐团和歌剧院与录音公司间不能找出新的具有创造性的运作方式,我深信不疑,他们当中的多数将无法生存。”作为当代艺术家和录音公司的老板,格拉斯的话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古典音乐与录音工业举步危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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