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二年就修完全部的学分？

陈：实际上在未进大学之前我已全部学过了，当时由于没有学分制，也没有选修，因此我在二年中就把所有大学的课程都「考」完了。

刘：用「考」就可以提早毕业吗？

陈：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是在音乐院长大的，他们都知道我的情况，我跟他们说我已三十岁了，我不能再等五年，等三十五岁大学毕业时头髮都要等白了，所以最后他们同意我以考试方式提早结束五年的课程。我想我是在音院学院历史中第一个以通过考试来提早毕业的。毕业后刚好碰上开放了，也可以选派留学生出国，于是我就考上了出国留学。

刘：您毕业时是西元几年？

陈：我是1980年春天毕业，以同等学历毕业。正好此时文化部（当时还称教育部）甄选研究生出国学习，我也被选上了。我记得那时卡拉扬基金会给我奖学金，要我到西德进修二年。

刘：西德什麽学校呢？

陈：那时还没谈定是那所学校，不过当时我已考取教育部的出国甄试，准备到美国。在这以前，小泽征尔曾到北京来，我也与他见面请教，后来他写信给我，说我如果要到美国学习指挥，他可以为我写介绍信，我考虑再三，终于决定到美国学指挥。

刘：到美国那所学校呢？

陈：当时茱丽亚音乐院也要我，另外密西根大学的音乐院也要我，后来我选了密西根。我去密西根是因为那儿有古斯塔夫‧麦尔，他是非常有名的指挥教授。我想目前美国最有名的指挥教授有二位，一位是古斯塔夫‧麦尔，另一个就是奥图o缪勒。后者最近刚从耶鲁到茱丽亚去，而麦尔最早也在耶鲁，然后在伊斯特曼（就是Rochester大学的音乐学院），最后到了密西根。我会找麦尔是有一段因缘的。那是在我刚到美国时，小泽征尔就邀我到Tanglewood去，而麦尔到现在为止大约连任了十年的Tanglewood指挥班的指导老师，小泽征尔认为我还是跟他学比较好，于是我就到密西根去了。我去密西根花了四年的时间唸完了硕士学位以及Doctor of Music Art。

刘：这音乐博士的学位好拿吗？

陈：密西根挑学生得严，硕士学位好拿，但是DMA就难了，据我所知，他们设立这个学位大概有二十年了，而我大概是第一个以管弦乐指挥拿到这个学位的人，在我以前有苏联人、法国人，但都不是主修指挥的。

刘：那麽这个学位在大陆上也是第一个吗？

陈：据我所知是第一个，当然学位并不能完全代表指挥的能力。指挥还是要靠现场演出才行。我想长话短说这就是我求学的全部经历了。

刘：在拿到DMA，结束学生生涯之后，您的音乐活动大概如何呢？

陈：在得到DMA之前，我就取得了堪萨斯大学的聘书，因此在我作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我已经在堪萨斯教了。我在那裡教研究生，也指挥大学的管弦乐团与歌剧。

刘：您在美国总共待了多久呢？

陈：总共待了六年，四年学生、二年教授。这其中也到过墨西哥、葡萄牙及美国一些城市当客席指挥，我是在1987年夏天回来的。

刘：在您的学习过程及教授生涯中，您觉得指挥的比赛对于想从事指挥事业的人有没有帮助呢？

陈：我想在西方社会中「指挥的比赛」对于许多青年人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自己认为比赛最大的益处是在于提供指挥的机会，而不是在于利用名次来肯定自己在指挥艺术上的成就。当然我并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事实上我去美国时年纪早已超过比赛的限制，但是我的一些同事或朋友也曾参加过这类比赛，从他们得奖以后的经历来看，比赛得奖不能保证什麽。当然，比赛得奖后可以提供「被人注意的机会」，譬如会有唱片公司试着与你签下录音合约，或着其他演出机会。我没得过奖，但是我目前的演出机会很多，所以我并不认为得奖就是青年指挥获至成就的最佳途径。因此，得奖可以看作对得奖者在指挥艺术上某种程度的肯定，但是，它并不能保证你得奖后的馀生会有什麽成就。

刘：当然，每年各种比赛得奖者也不算少，但是真正能够窜红起来的是少之又少。以您的经验而言，在西方社会要跨入指挥的位子，要经过怎麽样的努力呢？

陈：在西方来讲，许多指挥成功的路子都不一样，但是大家都相信「机会」二字。因为西方的指挥实在太多了，这裡面程度的好坏差距很大，就我所知的范围内，美国青年指挥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五是失业的。我想我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青年指挥那怕在一次社区性的音乐会中能找到指挥的机会都感到万分幸庆，譬如我要离开堪萨斯的时候，学校登了个广告，结果申请要来我职位的人一个星期中就有一百三十几个人。我并不是说这一百多人都是失业的，可能他们其中有些人是已经有工作的，但是至少不如我的职位，否则他们也不会来应徵了。我记得我去应徵这个职位时也是一、二百的人在竞争，结果他们把这个位子给我。竞争愈激烈，就愈显得机会的可贵。可能我的想法比较古板些，我一直认为机会是为那些真正有实力，有音乐修养的人而提供的，一个指挥如果靠一时侥倖而求得工作，他必定也走不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