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心怀希望，希望有朝一日科技可以真的克隆出真正的史前生物（暂且不考虑生物学范畴的伦理道德问题）。

但是，历史录音却永远是一盘保存状况或佳或不佳的母带，它残存的信息无法从任何渠道得到补充。恐龙残存的一滴血液可能已经包含了完整的生命密码，一百年后，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肯定有办法把那些史前生物带到现代；但哪怕一千年后，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使历史录音变得象犹如临场再现的高保真录音。

从这种意义上说，历史录音其实还不如恐龙。

这种不可能被弥补的遗憾实在令人极度沮丧。看着手里这些让我爱不释手的历史录音，我时常无端产生出某种怨恨，有时候会产生奇特的幻想，幻想上帝突然对我显灵，然后我对他（她？）说：

啊！万能的神啊！

求您扭转时空,让我回到1942年的4月19日，让我坐在柏林音乐厅的现场听一次《黑色贝九》!就一次！我愿意用我生命的十年来交换这七十八分钟！”

不是开玩笑。

但与此同时，对历史录音的遗憾的坦然接受也使我没有步入另外一种歧途————成为一个“历史录音”的发烧友。

我从来不曾象许多人那样狂热地收集一个历史录音的各种版本。

因为我知道哪怕是最顶级的转制，和其他版本的转制唱片并没有质别，也并不差别悬殊，最重要的是：它不可能和几十年前的现场演出相提并论。

史上最著名的一张历史录音应该就是富特文格勒1944年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出的《“乌拉尼亚”英雄》了。如今50年的版权保护期已过，市面上翻制出版《“乌拉尼亚”英雄》的唱片公司多如过江之鲫，水准参差不齐，母带来源也千奇百怪，各大小公司各显神通，一时间这张曾经千金难觅的《“乌拉尼亚”英雄》唱片满街叫卖。古典乐友们更是争先恐后地“往死里玩”，收集了一个版本又一个版本，恨不能把世间所有的《“乌拉尼亚”英雄》通通拿下，戏称为“集邮”。

确实，各唱片公司因为技术的差距，母带的差距导致音响效果有所差别，而富特文格勒的音乐的气势确实很大程度上要靠音响效果来体现，所以努力寻找吻合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版本”的作为无可厚非，这种狂热其实也不至于象一些人形容的那样“愚不可及”。但种种《“乌拉尼亚”英雄》版本的优劣差别其实非常细微，而且其唱片公司鼓吹的所谓“化腐朽为神奇”也只是在一个非常狭隘的范围之内。它们中的任何一版的信息都是残缺不全的，客观地说：任何追求“完美”版本的企图都是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的。

追求完美是我们的天性，同时也是我们的致命伤。

历史录音需要爱乐者摆脱载体本身的限制来欣赏————惟有我们在聆听过程运用知识，阅历，艺术修养来填充历史录音的种种缺陷，我们的大脑才能最终接收到一种全新的，和历史录音的局限表现完全不同的完整信息，而这种信息，才是我们爱乐者所应该追求的，她胜过任何所谓完美的高保真录音能够带来的身心体验。有的乐友把这一过程戏称为“意淫”，这一比喻虽不雅却很贴切————在几十年后，我们的后代也可能觉得我们现在的数码录音其实信息残破不堪，但只要这种正确的欣赏态度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物质化的完美主义就永不能主宰我们爱乐精神上的享受。

换言之，

任何一版转制的唱片都可以满足聆赏音乐的要求。

任何一版《“乌拉尼亚”英雄》都可以让乐友们领略到艺术大师的伟大。

既然要欣赏历史录音，就应该具备穿透声音去领略艺术的本领。